Benny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對多國加征10%-125%關稅）本意是縮減貿易逆差、增加財政收入，但其非理性稅率設計直接觸發了全球資本對美國信用風險的重新定價。數據顯示，關稅宣佈後10年期美債收益率在5天內飆升64個基點至4.58%，創2001年「911事件」以來最大單周漲幅。
這一現象暴露了美國經濟的致命矛盾，關稅戰縮小貿易逆差的同時，削弱了美元循環體系的核心機制全球貿易順差國不再有足夠美元購買美債，導致美國政府融資鏈斷裂風險驟增。
美債市場深度指標（衡量流動性）已跌至2020年3月熔斷時期水準，表明市場出現「無人接盤」的流動性陷阱。日本央行和中國主權基金連續三個月減持美債，轉而增持黃金和歐洲高評級債券，進一步加劇拋壓。這種拋售不僅是經濟理性選擇，更是對美國政策不確定性的避險反應——當美債這個「終極避險資產」自身成為風險源時，全球資本開始重構資產配置邏輯。
基差交易
隱藏在美債暴跌背後的結構性風險，是規模高達1萬億美元的對沖基金基差交易。這類交易通過50-100倍杠杆同時做多國債現貨和做空期貨，依賴微小價差獲利。其運行機制高度依賴市場低波動性和穩定融資環境。
波動率飆升
關稅不確定性導致美債隱含波動率突破7%，接近2020年3月水準，觸發保證金追繳；抵押品折價率（Haircut）從0.25%驟升至1%，融資能力下降20%；對沖基金被迫拋售現貨償還貸款，形成「拋售→收益率上升→更多平倉」的惡性循環。
這與2020年3月危機的路徑驚人相似：當時基差交易崩盤導致國債期現價差倒掛，美聯儲被迫購買1.6萬億美元國債救市。當前市場已進入類似臨界點——每1%的收益率上行將觸發約200億美元基差交易止損，形成自我強化的流動性黑洞。
美元霸權與債務經濟的「特里芬悖論」
美國財政的脆弱性本質是美元體系的內在矛盾，既要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維持全球流動性，又需吸引資本回流購買美債填補財政赤字。截至2025年，美國聯邦債務/GDP比率已達130%，年利息支出1.2萬億美元，占財政收入22%。特朗普政策加劇了這一困境：
2025年前5個月財政赤字達1.15萬億美元，預算案擬進一步減稅，CBO預測十年內債務/GDP將升至117%；年內8萬億美元國債到期，其中3萬億美元需在高利率環境下滾動發行，可能推高借貸成本至不可持續水準。
這種結構性矛盾在關稅戰中爆發：當主要貿易夥伴（如中國持有美債規模超1萬億美元）因貿易摩擦減持美債時，美國既無法通過逆差輸出美元，又難以吸引足夠外資購買新發國債，導致美元迴圈機制斷裂。傑富瑞數據顯示，若貿易逆差縮減20%，美債海外需求缺口將達6000億美元/年。
歷史鏡鑒與危機推演
當前形勢與2020年3月流動性危機和1992年英鎊危機存在相似基因：索羅斯通過杠杆攻擊英鎊暴露了英國財政與貨幣政策的矛盾，當前貝森特（美國財長）作為當年做空英鎊的核心操盤手，正面臨相似困局；2020年基差交易崩盤，美聯儲通過無限量QE化解危機，但當前通脹壓力限制政策空間，可能被迫在「滯脹救市」與「債務違約」間做出選擇。
